最近跟大家聊了不少暑期档电影宏融信，如果你还拿不定主意买哪张电影票，不妨看看之前我聊过的《碟中谍8：最终清算》《酱园弄·悬案》《长安的荔枝》《超人》《戏台》，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。
当然，近期还有一部国产电影，尽管剧情并不轻松，但它值得每个中国观众贡献一张电影票——《南京照相馆》
1937年，南京沦陷。几个南京百姓在逃难过程中，躲进了吉祥照相馆，依靠给日军摄影师冲洗照片，换取几日的平安和逃出城的通行证。
然而，那些并不是普通的照片，而是日军屠城的罪证，在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之后，这几人决定冒死把那些底片留存下去。
而这参与其中的人，都是生活在南京的普通人，照相馆老板、邮差、电影龙套演员。
从剧情来说，这是一部标准的主旋律影片，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，剧组参考了大量的真实历史照片，力求1:1还原。
从具体呈现来看，这又是一部不那么刻板印象的主旋律电影，故事开端并没有一味地放大家国大义，而是随着故事发展，建构起人物从“求生”到“舍命”的心态转变
从表演来说，这是一部对观众十分负责的主旋律电影，每个演员在群像刻画中都可圈可点，没有浮夸的杂耍，只有深入人心的表演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中除了极力还原真实历史影像，主角冒死留存日军屠城铁证的情节，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。
1937年，南京华东照相馆的学徒罗瑾，在为日本军官冲洗交卷时，发现了日军屠杀同胞的画面，为了保存这些罪证，他悄悄加洗了这些照片，将其中16张装订成册。
之后一年，罗瑾考入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集训队，因担心搜查，他将相册藏在了集训队所在的毗卢寺厕所的墙缝里，没想到几天后相册不翼而飞。
实际上，相册被他的通讯队同学吴旋保存下来，之后随身携带。
1946年，南京军事法庭发出证物征集令，吴旋就把相册呈交，那些照片被法庭列为“京字第一号证据”，当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时，这些证据就是刺穿军国主义谎言的利刃。
在此基础上，《南京照相馆》把这段保存日军滔天罪证的情节，做了一些戏剧化处理。
南京城编号1213的邮差苏柳昌，在逃离避难过程中与同事们掉队，意外被日军发现，他谎称是照相馆的学徒，可以为日军摄影师冲洗照片，暂时保住了性命。
他本想趁日军离开时逃走，没想到照相馆内还藏着金老板一家四口。
危难之下，双方达成了生存共识，金老板把照片冲洗手艺传给苏柳昌，苏柳昌继续假扮成学徒“阿泰”，用照片换取食物和安全，保全躲在房间暗格中的金老板一家。
于是宏融信，南京沦陷后，吉祥照相馆就成为一片废墟中唯一的生存绿洲，之后日军的翻译王广海也想办法把自己的情妇，电影龙套演员毓秀弄进了照相馆。
一开始，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送来的底片，就是他们生存的希望，多洗一天照片，大家就多一天活路。
但后面他们发现，伊藤秀夫拍摄的竟然都是日军屠城的残酷画面，往日平和的南京城已经面目全非，心中的愤怒促使他们决定悄悄保存下这些底片。
苏柳昌的计划，就是忍辱负重服务好伊藤秀夫，按照对方说的，照片洗出来，他就能拿到两张通行证，可以越过日军的阻拦逃到安全区。
然而，伊藤秀夫的军国主义思想，随着多日的拍摄越发膨胀，两面三刀的他暗中下杀手，让照相馆一行人的活路越来越窄……
从故事情节可以看出，《南京照相馆》中没有绝对的主角，更没有浮夸的主角光环，只有一个个在绝境中挣扎的普通人，这就要求影片必须在群像刻画中下足功夫。
在前半段故事中，“苟活”是每个人的唯一动机。
苏柳昌为了活命，不惜冒险假扮成照相馆学徒。金老板为了保全一家大小，在家中暗格里布置好了躲藏多日的最低生活条件，泼粪水欺骗日军暗格是茅厕，给婴孩喂阿司匹林降低哭闹频率，都是他在绝境中想出的无奈下策。
怀揣着电影梦的毓秀，在情夫的安排下，忍辱负重去给日军唱戏，少不了遭受肉体的折磨。
给日军当翻译的王广海更不用多说，只想着如何度过战时，保住自己的一条命将来东山再起。
只是，在“苟活”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，强奸妇幼，比赛砍头，当众摔死婴孩，把人装麻袋扔下河……每一次见血，都让他们内心增加一分恐惧与愤怒。
而更加戳中他们的，是日军每一次扣动扳机，摄影师的快门也随之按下，把血债与屈辱固定在了小小的胶片与相纸上。
于是，大家的苟活中多了一丝反抗。
苏柳昌故意拖延照片的冲洗时间，为大家争取多一天的活路，金老板想出了偷梁换柱的方法，悄悄藏起了日军的底片，毓秀偷偷救下了藏在戏院的国军士兵宋存义，而宋存义则在亲眼目睹弟弟被杀瞬间的照片后，踏上了单枪匹马复仇之路。
就连翻译王广海，也无法在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凌虐中自我洗脑，面对宋存义对日军的反抗，他选择卸下汉奸的嘴脸，看着日军被反杀。
可以说，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群像刻画是一气呵成的，每个人物随着剧情的进展，完成了在乱世中顿悟的形象转变，为之后的高潮段落做了充分的情感铺垫。
而影片中最值得细品的人物刻画，则是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。他出自日本高阶层家族，从小被父亲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，是典型的极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。
起初，他对苏柳昌强调“我们是朋友”，向日军同僚提出杀战俘有违国际公约的意见。
但实际上，伊藤秀夫表现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伪善，他表面上按照约定给苏柳昌两张能活命的通行证，实际上演了一出借刀杀人，在关卡处下达了杀人命令，懦弱、狡诈，是这种伪善的底色。
这样的伪善一直到伊藤秀夫发现自己的底片被掉包，才彻底被撕碎，终于露出了真恶的一面。
导演选择这种刻画方式，其实比一味地渲染残酷冷血更加直击人心，伊藤秀夫就是日本极端军国主义的代表。
关于南京沦陷这段历史的电影，其实在此之前也拍过不少，而且不乏像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《金陵十三钗》这种大导演、大手笔的作品。
然而对于这段充满伤痛的民族共同记忆，似乎没人能同时处理好尺度和角度的问题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处理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它既把握了影片的尺度，也始终围绕“照片和胶片”这个角度展开故事。
影片在展现日军屠城时的情节是十分克制的，基本通过剪辑、台词、气氛烘托等方式，避开了烧杀抢掠、血水横流的直观画面，反而在这种克制中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，填补了电影的留白处理，也扩大了影片的观影受众范围。
同时，全片始终围绕照片和胶片展开，并且通过情节补充，将这两个关键道具进行了主题升华。
起初，伊藤秀夫拍摄的照片是“宣扬国威，震慑敌人”的工具，很多都是残暴的日军士兵一时兴起要求他拍下的。
但之后，伪善的军国主义为了掩盖真相，开始利用照片制造日军“亲善”的假象，照片就变成了政治宣传的手段，他们胁迫中国百姓强颜欢笑，只为向国际塑造所谓的日军形象。
而到了战争结束后，这些照片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犯罪铁证，他们曾经得意的东西，如今把他们钉死在耻辱柱上。
影片最动人的一段情节，是伊藤秀夫发现自己被掉包后的底片，其实都来自金老板店里拍摄的南京市民。
照片原本就是记录生活，承载记忆的物件，在善良之人那里，它原本就是美好的。
对于照片这个意象的前后呼应，《南京照相馆》一直强调到影片结尾，那些曾经要求在枪杀中国民众瞬间按下快门的战犯，最终在被死刑枪决倒地的瞬间，被存活下来的中国民众拍了下来。
这也为观众找到了一个全程压抑的出口——
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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